限塑令在我国实施多年,有些变味。根据报道,记者在广州多个场所走访发现,大部分超市已将限塑令演变为“卖塑令”。在农贸市场,限塑令更是形同虚设,免费获得塑料袋毫无难度。限塑令在广州的变味,源于市民的习惯难改及对塑料袋有需求。目前,广州正制定环保塑料袋的地方标准,期望环保塑料袋能满足市民刚需。

限塑令颁布七年多以来,不仅没有发挥到应有的作用,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卖塑令”,让超市大赚一笔。老实说,限塑令的社会效果的确有待商榷,但也不能完全忽视其作用。至少在大型超市和正规商店,执行得还是不错的,人们通过经验也能感觉到,这些场所的塑料袋使用率是明显下降的。说明只要执行得力,价格杠杆完全可以引导公众的消费行为。

真正的问题出在塑料袋应用更广泛的批发市场与个体商贩,由于这些消费场所的监管成本高,限塑令基本形同虚设。所以,限塑令效果不佳,问题到底出在“限塑令”本身,还是这项政策的执行力不到位,是更需要商榷的。

在缺少替代性方案的前提下,对政府而言,首先要解决的还是限塑令的执行力问题。尤其是对广州这类面临“垃圾围城”的大城市来说,给塑料袋减量的紧迫性明显更足。环境污染不容轻视,考验的是政府的行政能力,更考验政府的责任感。

其实,限塑令之所以执行不力,除了本身的监管成本高,还有政府不重视的因素。比如,广州对治水的重视就有目共睹,曾经有着“一天一个亿”的高额投入,在治理方法上也是创意百出,比如一年一度的横渡珠江活动,比如给每一条河涌都配备一个“河长”。这种强有力的执行,的确让广州的水质获得了很大的改善。

反观限塑令,政府的投入又有多少呢?政府在监督上的创新机制又有多少呢?市民除了偶尔在媒体上看到一些讨论,日常生活中又能感受到多少塑料污染的科普宣传呢?

想象一下,假如政府重视,批发市场的塑料袋监管并没有看上去那么难。比如,可以像有关部门打击网络专车一样,鼓励消费者举报,或者干脆到现场“卧底执法”;再比如,把广州治水的那一套模式学过来,给每一个批发市场配备一个“限塑长”。

还有,商家通过“限塑令”多赚的钱,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享受政府价格管制的公益性收益,这些钱应不应该投入到环保类的公益事业上?政府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与其让商家多赚这一笔钱,不如针对塑料袋征收一种特定的消费税,税款则实行“专款专用”原则,用于环保袋的研发与推广。

更简单的,在公共场合多拉横幅,多贴宣传画,组织市民到垃圾处理厂参观,了解塑料污染的危害,以及环境治理的紧迫性。总之,社会管理何其复杂,仅靠政府一纸律令是远远不够的,更多的要靠强有力的执行,以及持续不断的治理方式创新。相信只要政府把限塑令与各项环保政策真正重视起来,就一定会比现在做得更好。

更多内容扫描二维码关注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