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高速增长，为我国钢铁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创造了条件，我国钢铁产业已成为最具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但是，由于市场环境、产业生态、研发能力等方面因素，我国多数大型钢铁企业的发展质量较世界一流企业还有差距。为实现我国钢铁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在政策上建议：加快国有企业改革，进一步提升企业效率；消除阻碍因素，发挥市场力量在行业整合中的作用，形成国内竞争大格局；完善环境标准管理制度，激励钢铁企业绿色化发展；完善产业创新体系，提升企业创新能力。与此同时，企业也必须加快改革发展：一是打造产业生态圈，引领产业发展；二是构筑业务体系；三是提高核心技术研发能力；四是提高全球资源整合能力。

我国钢铁企业与世界一流大型钢铁企业的比较

我国钢铁产业已成为最具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在全球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我国粗钢产量自1996年突破1亿吨以来，已连续22年雄踞世界第一，2018年达到9.3亿吨，长期占据世界钢铁半壁江山。钢铁产业支撑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我国钢铁企业正在向世界一流企业队伍迈进。

从综合指标分析看，除了宝武集团外，其他企业在发展质量上与日本的新日铁住金、韩国的浦项制铁等还有差距。

首先，我国钢铁企业生产规模达到世界一流企业水平。

从粗钢产量看，我国钢铁企业的生产规模与日韩企业相当。从市场占有率看，海外钢企在所在国或地区占绝对寡头地位，而我国钢企均不超过10%。

其次，我国钢铁企业经营规模和经营质量与世界一流钢铁企业差距大。

从营业收入看，海外钢企基本是我国钢企收入规模的2-40倍。我国除了宝武集团收入规模超过3000亿元外，其他企业均在1000亿元以下。海外钢企非钢业务收入高，是营业收入规模大的原因之一。

从吨钢收入看，我国钢企远低于世界一流水平。宝武集团生产规模是浦项制铁、新日铁住金的1.5倍左右，但吨钢收入只有浦项制铁的五成，新日铁住金的七成；河钢股份与浦项制铁、新日铁住金生产规模相当，但吨钢收入分别只是对方的1/4到1/3。

从净利润看，除宝武集团外，我国钢企低于世界一流水平。从净利润和净利润变化两个角度看，宝武集团与新日铁住金、浦项制铁、日本的JFE为第一阵营，具有利润高且稳定的特点；卢森堡的安赛乐米塔尔利润高但不稳定，为第二阵营；鞍钢股份、河钢股份与德国的蒂森克虏伯为第三阵营，利润较低。

从净利率看，我国钢企忽高忽低，平均利润率低于世界一流水平。2017年我国钢企净利润率普遍高于海外钢企，但日韩钢企的平均利润率是我国钢企(除宝武集团)的2-5倍。

从资产负债率看，我国钢企两极分化严重。海外钢企基本维持在55%以内，我国央企和民营均达到世界水平，而地方国企远高于世界水平。

第三，我国钢铁企业劳动效率低。从人均销售收入看，我国钢企远远落后于世界钢铁巨头。海外钢企的劳动生产率是我国宝武集团的2-10倍，是其他钢企的2.5-30倍。

最后，我国钢铁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和环保投入力度与世界一流企业相当。

从2017年的研发投入强度看，除首钢股份、沙钢股份外，我国钢企高于世界钢企。宝武集团、鞍钢股份、河钢股份的投入强度与新日铁住金相当，是浦项制铁、安赛乐米塔尔的4倍以上。

从环保投入资金看，我国钢企与世界钢铁巨头不相上下。我国宝武集团投入仅次于浦项制铁，其他企业与新日铁住金等相当。

从环境治理结果看，我国钢企与世界钢铁巨头的差距在缩小。在吨钢气态排放上，宝武集团已接近世界领先水平。河钢集团的邯钢，多数指标已达到世界一流水平，烧结阶段二氧化硫接近零排放，氮氧化物小于50mg/m3。但总体看，我国钢企内部环保治理水平不均衡，环保压力仍很大。

我国钢铁企业大而欠强的原因分析

中国的改革开放、经济的高速增长，为钢铁产业跨越式发展创造了条件，但由于市场环境、产业生态、研发能力等方面因素，我国钢企的发展质量较世界一流企业还有差距。

第一，改革开放经济高速增长为钢铁企业向现代化大规模化发展提供了条件。

我国钢铁工业是改革开放的先行者。宝钢在20世纪80年代初引进了日本先进的沿海一贯式生产方式，从而彻底改变了我国钢铁生产的传统模式，实现了钢铁企业向现代化大规模化发展的转型，优化了产业布局。1993-2001年是我国钢铁企业大规模引进先进技术装备、管理方法的时期。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为钢铁产业和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工业化、城镇化推进了汽车、船舶、家电、房地产、基础设施建设等下游投资，拉动了我国钢铁市场的大量需求。

淘汰落后产能和兼并重组让大企业成为钢铁“航母”。1999年以后，我国开始实施淘汰落后产能政策，促使企业的单体规模向超大型化发展。与此同时，在政府主导下加快了大型钢铁企业间的联合重组，2007年宝钢等央企开展了跨区域收购，地方国企在区域内进行整合，诞生了河北钢铁集团，一批大型钢铁企业集团初步形成。近几年在国企改革和市场的推动下，实行了新一轮重组，诞生了宝武集团，钢铁企业的生产规模向世界巨头靠拢。

第二，外部市场不稳定影响企业发展质量。

2008年金融危机对我国钢铁企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大量投资基础设施保增长的政策，导致钢材需求暴涨，全国产量从2008年的4.8亿吨增加到2015年的8亿吨，全行业资产负债率从50%左右提高到70%左右。随着国内经济增速放缓，钢铁行业产能过剩严重，钢铁企业在2015年陷入全行业亏损状态。

市场无序竞争加剧企业利润降低。我国钢铁行业集中度低导致无序竞争，行业前十的市场比重从2011年的49%降到2018年的35%，行业自律差进一步加剧恶性竞争。另外，“地条钢”的销售生产，也严重影响了市场秩序。

第三，钢铁生态圈建设滞后影响大企业盈利水平。

我国钢企还没有建立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低成本稳定生产的产业生态。

首先，沿海布局调整未到位。沿海一贯式生产，可大大降低钢铁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首钢京唐、鞍钢鲅鱼圈等一批现代化沿海钢铁基地已建成投产，但多数企业战略布局还在调整中。

其次，柔性生产体制还未建立起来。目前我国生产结构严重失衡，长流程高炉炼钢占比过高，电炉炼钢仅占9%(世界平均水平为28%)。因此，造成产能调节能力差，不能灵活应对经济周期变化。

再次，与上下游企业合作协同效果差。宝武集团做了探索，但总体看，我国龙头企业的产业引领带动作用发挥不好，影响钢铁产业稳定发展。

最后，利用全球资源实现经营效益最大化能力弱。一是没有建立稳定的海外原材料供应体制。我国铁矿石资源的对外依存度达到91%(2017年)，但海外权益矿非常少，权益矿年供应量仅占进口总量的8.3%(2013年)。日韩钢企的权益矿占比也达到40%以上。因此，铁矿石价格波动，对我国企业影响更大。二是没有形成海外生产的战略布局。我国钢企还处在设立海外营销服务网点和收购海外钢企的起步阶段，海外钢铁基地建设基本是空白。

第四，产品结构影响大企业盈利能力。

我国钢企的主要产品从质量和制造能力上已接近世界一流水平，但高精尖等特色产品少，低附加值产品多，影响钢企整体盈利能力。

首先，国内房地产市场的畸形发展，造成我国建筑用钢占比过高。低附加值产品高的建筑用钢，影响我国钢企收入和利润水平。

其次，产品同质化竞争激烈。我国宝武集团坚持走高端差异化道路，高级汽车板等产品占据国内极高份额，但多数企业产品特色不明显，不可避免陷入同质化恶性竞争，影响企业经营效益。目前，引领性产品主导权仍掌握在海外钢企手里。

我国钢企产品结构不优的根本原因在于创新体系不强。一是研发投入不足，研发投入绝对额比世界一流企业少；二是研发成果积累比世界一流企业少，如新日铁住金在全世界70个国家拥有29500项专利；三是在研发体制上，世界一流企业已拥有成熟的材料基础研究、新产品开发研究、新工艺开发的先进研发体制，而我国在材料基础研究、新工艺开发研发体制上尚弱。

第五，面临绿色制造挑战。

一是还没有全面实现绿色制造。目前部分企业在有组织排放方面已经优于德国、日本的先进企业，但在无组织排放方面，如：运输、现场抑尘等还需进一步提高标准，加强治理。另外，企业环保投入压力大，吨钢成本增加了200元。

二是大规模搬迁影响到部分企业生存。大规模搬迁在短期内有缓解城市污染问题等积极作用，但客观上造成企业经营资产大量浪费，经营风险加大。

建设世界一流大型钢铁企业集团的建议

为实现钢铁企业的高质量发展，需要政府和企业共同努力。政府要为钢铁企业改革发展提供稳定环境和正向激励，企业要继续加大改革和创新力度，在产品、技术、管理、资产回报、劳动效率等方面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一方面是政策建议。

第一，加快国有企业改革，进一步提升企业效率。

一是加快国有钢铁企业集团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可大幅降低国有股权，对已明确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试点的钢铁企业，可重新界定投资领域，提升为材料产业。

二是进一步深化劳动制度改革。建议支持内部分流、转岗就业等多渠道解决人员分流安置。对于转岗就业，地方政府应协助企业对员工进行培训和提供信息服务，共同实现劳动力资源的重新优化配置。第二，消除阻碍因素，发挥市场力量在行业整合中的作用，形成国内竞争大格局。

一是消除阻碍行业重组的障碍。钢铁行业的市场化重组一直面临地方保护、财税分配、人员安置等方面的问题，需要政府部门予以解决。一些国有企业并购出现了“购而不并”、“重而不整”现象，也与行政干预过多和公司治理不到位有关。各地政府应遵循市场经济原则，减少对企业的不当干预，支持企业并购重组。

二是发挥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和产业并购基金的作用，推进国内竞争大格局的形成。研究联合重组方向和路径，可以宝武集团、沙钢等优秀龙头企业为主，逐步形成国内几大联合集团竞争的市场格局。

三是发挥行业协会、规划院的指导作用。我国钢铁协会、规划院一直参与钢铁产业的发展建设，具有很高的专业能力和影响力，可以作为第三方发挥组织与协调作用。

第三，完善环境标准管理制度，激励钢铁企业绿色化发展。

一是重环境标准轻规模标准。坚决放弃规模标准管理，完善环境标准管理。对于产能大或环境容量小的地区，可以适度提高排放标准。加强环境排放检测，对于不达标企业，应限期整改；对达标企业实现不限产、不停产政策。

二是对实现超低排放标准的城市钢铁企业实行不搬迁政策。对环境排放达标、产品结构合理的大型企业，可建立城市友好型钢铁企业试点。

第四，完善产业创新体系，提升企业创新能力。

我国企业重视研发投入，同时也需要国家加强基础研究和共性技术方面的投入，形成完整的创新体系。建议行业主管、科技部门发挥组织和引导作用，联合企业开展未来前沿技术的研究。

另一方面是对企业的建议。

第一，打造产业生态圈，引领产业发展。

一是建立合作共赢、长期发展的理念。通过服务平台、长期协议、相互参股、技术和人员交流等手段，与相关利益方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形成利益共同体。

二是打造生态圈。与下游汽车等大企业进行长期合作，共同开发改进产品，提高下游产业的竞争力；与中小钢铁企业紧密合作，形成钢铁产业分工体系，帮助中小企业向特精尖细分市场发展；此外，加强与国内外钢企巨头的合作，在竞合关系中成长。

第二，构筑有竞争力的业务体系。

一是夯实钢铁基础业务。建立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低成本稳定的钢铁生产体制。重点任务是：加快沿江沿海布局的调整到位；调整钢铁生产结构，提升电炉炼钢比例，建立柔性化生产体制；推进实质性重组，提高协同效应，削减管理和生产成本；优化产品结构，提高高附加值产品和服务的占比。

二是发展新材料业务。有两个路径：一个是以钢铁材料技术为基础，延伸发展新材料业务；另一个是以钢铁用户需求为导向，发展新一代材料，可与下游用户共同开发产品。

四是建设敏捷组织。利用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改进管理，逐步向服务化、智能化转型。

第三，提高核心技术研发能力。

一是加强研发投入。以主力市场为主，开发高性能产品；开发新一代生产工艺，提高生产效率；加强基础研究，开发新一代钢材、新一代材料。

二是建立新型开放式研发体制。整合内部研发资源，形成基础研发、应用开发、技术改进等多层次研发体系；加强与国内外研发机构的合作；积极组织共性技术研发联盟，突破卡脖子技术；关注世界材料前沿技术，投资并购科研初创企业。

第四，提高全球资源整合能力。

一是建立稳定的海外资源供应体制。提高海外权益矿比率，与海外企业合作共同开发资源；恢复长协机制，提高长协矿采购占比；联合国内多家企业集体采购，提高谈判话语权。

二是加快海外布局。与下游企业一起“走出去”，建设海外生产基地；通过跨国并购实现全球销售、加工生产布局；培育海外合作伙伴，建立全球战略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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